第四章汉语方言研究70年
第三节汉语方言学的繁荣发展期（—）
年《方言》季刊创刊。这是国际上唯一的以汉语方言为调查研究对象的全国性专业刊物，引领全国汉语方言研究的方向。刊载了许多有影响的成果，内容从调查语音为主到词汇、语法的全面铺开；从单点调查到成片地区的比较；从共时描写到历时研究；从纯语言研究到与地域文化的结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根据聂建民、李琦《汉语方言研究文献目录》（）、潘海华、徐烈炯《国际汉语语言学文献索引》（）及有关材料统计，—年，共出版汉语方言著作多种，学术论文多篇。不仅学术成果数量丰富，而且学术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研究内容涵盖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方面面。
一、绘制语言地图集
代表性成果有：
（一）李荣等主编《中国语言地图集》（、，以下简称《地图集》）（国家社科“六五”重点项目）。
（二）熊正辉、张振兴等主编《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沿用《中国语言地图集》（，）分区方案，增加了30多个图幅，地图的文字说明反映了30年来汉语方言的研究成果。
两本《地图集》在前人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语方言提出了“点—小片—片—区—大区”的5个层次划分法，把汉语方言分为10个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客家话区、官话区。把晋语区从官话方言里分立出来；把徽语从吴语区里划分出来；把赣语和客家话分开；把平话单独立为一个方言区；把官话大区再分为8个官话方言区。
提出了汉语方言分区的两个基本标准：一个是古入声字的演变，一个是古浊声母字的演变。实践已经证明这两个标准一方面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汉语方言语音系统的结构特点，另一方面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汉语方言的历史演变规律。用结构的特点和历史演变的规律来给汉语方言分区，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为理想的、可以具体操作的分区标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将汉语方言分区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学术水平。
两本《地图集》是汉语方言研究的一次重大进展，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二、编纂方言词典、方言词汇集
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方言词典的编纂上。代表性的成果有：
（一）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江苏教育出版社—）。是国家社科“八五”重点项目，先后出版41种分地点方言词典，覆盖了十大方言区。每种词典收词不少于条，含各点必须调查的条目条左右，均为实地调查所得。
（二）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江苏教育出版社）。6大卷，凡多万字。是在41种分地点方言词典基础上综合编纂而成。
分卷本和综合本是方言词汇调查与语义研究的巨大收获，为语言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真实的、鲜活的语料。
分卷本年获国家图书奖最高荣誉奖及辞书一等奖。综合卷于年获国家图书奖一等奖。
（三）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年版）。5卷本。共收录全国多个县的21万多条方言词语，涉及上迄先秦两汉，下至20世纪80年代两千多年间各个历史时期的方言材料，是一部涵盖古今的方言词汇集。
（四）陈章太、李行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文出版社年版）。全书共5册，收录93个中国北方方言点的音系、余条词语和61幅普通话基础方言地图。
除了以上所述，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方言词典出版，例如：饶秉才等《广州话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年版）、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主编《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年版）、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年版）、王文虎等《四川方言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闵家骥等《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年版）、李如龙等《福州方言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年版）、麦耘等《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年版）、罗美珍等《客家话通用词典》（中山大学出版社年版）、周长楫《闽南方言大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年版）等等。
三、《现代汉语方言音库》
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上海教育出版社—年版），选取全国40种代表性的方言制作音档，每种音档含对该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特点简要介绍的文字本以及约60分钟的配套胶带录音。《现代汉语方言音库》用有声的形式保存当代的汉语方言，它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现代汉语方言的有声资料，结束了我国汉语方言的出版物仅停留于书面描写各地方言现象的历史。
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CD》（上海教育出版社年版）基于《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从早期的胶带录音转为数字录音，并重新编排处理，是对前者的切割、整理、补充并数字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CD》收录了《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侯精一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年版）以资参考。
四、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一）单点方言调查报告
温端*主编《山西方言志丛书》（—），由《语文研究》增刊、语文出版社、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先后出版了30余种单点方言志。
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志丛书》，年开始分别由语文出版社、齐鲁书社等先后出版26种单点方言调查报告。
吴启主主编、鲍厚星副主编《湖南方言研究丛书》，年开始，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20种单点方言调查报告。
由贺巍、张振兴主持的国家社科“七五”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先后出版9种：《漳平方言研究》（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武汉方言研究》（朱建颂，武汉出版社年版）、《博山方言研究》（钱曾怡，社科文献出版社；以下均为社科文献出版社）、《洛阳方言研究》（贺巍，）、《江永方言研究》（*雪贞，）、《福清方言研究》（冯爱珍，）、《嘉定方言研究》（汤珍珠、陈忠敏，）、《舟山方言研究》（方松熹，）、《黎川方言研究》（颜森，）。基本上代表了80年代汉语方言调查的水平。
（二）省区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詹伯慧主编《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是3部关于广东粤方言的调查报告，是研究广东粤语的重要参考资料。
侯精一、温端*主编《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年版），描写了山西境内的晋语和中原官话共计个方言点的音系，归纳分析了晋语和中原官话语音系统的演变规律和结构特点，简要分析了词汇和语法特点。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沿袭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的调查范围，全面展示了60年来这些吴语方言音系、词汇、句法特点的变化。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共调查记录了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广西、福建、香港等8省区34个点的赣语和客家话，收录了用以比较的多个单字音和多条方言词汇对照，是当时最大型的一部客赣方言研究著作。
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比较研究》（）记录江西35个客家话和赣语方言点材料，包括音系说明，字音对照和词汇对照，是研究江西客赣方言的重要参考资料。
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提供了50个闽语点的第一手材料，论证了闽语内部的一致性，提出了福建境内闽语内部分区的意见，是闽语研究重要的参考著作。
平田昌司主编《徽州方言研究》（）是中日汉语方言学者合作研究的重要成果，调查记录了安徽徽州7个点的方言字音、词汇和语法例句对照材料，是徽语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齐鲁书社）综合分析了山东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
钱曾怡主编《现代官话方言研究》（齐鲁书社）全面描写了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晋语的语音面貌、演变特点和结构特点，特征研究如音变现象述要等很好地反映了官话方言共时音变特点。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全国的汉语方言工作者还出版了大量的单点方言调查报告或方言志，代表性的如许宝华、汤珍珠《上海市区方言志》（），魏钢强《萍乡方言志》（），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李蓝《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等等。全国新修的地方志中大多也有方言志。
五、汉语方言的分区
最早进行方言分区的中国学者是章炳麟。年，他在《訄书》中将汉语方言分为10区，年又在《检论·方言》中改为9区。年，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将汉语方言分为12区，分别以江河水系命名，如河北系、河南系、江淮系、江湖系、闽海系、粤海系等等。
从年开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着手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在此基础上对汉语方言分区不断加以修订。年赵元任等编的《语言区域图》将汉语分为“华北官话、华南官话、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海南方言”七种，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语言区域图》又把汉语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南语、闽北语、徽州方言”等十一种。年李方桂在《中国的语言（与方言）》中将汉语方言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粤语、赣客语、闽语、吴语、湘语”等八种。年赵元任在《国语入门》中将汉语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粤语、赣客语、闽南语、闽北语、吴语、湘语”等九种。其中湘语的分立最早由前苏联学者龙果娃和龙果夫提出。
年，丁声树和李荣在《汉语方言调查》一文中将汉语方言分为八区，即官话区、吴语区、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闽北话区、闽南话区、粤语区。汉语“八大方言”说长期以来影响很大。
年，袁家骅在《汉语方言概要》中考虑到“闽方言具有突出的异于其他方言的南北共同特点”，提出七大方言的划分方案：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同时考虑到“闽南和闽北之间有各有自己的特点”，故仍将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各立一章论述。
年，潘茂鼎等在《福建汉语方言略说》一文中根据闽语的特点提出把闽方言分为“闽东、莆仙、闽南、闽中、闽北”五个小区，实际上是把闽语看成一个大区，底下再一分为五。
这种观点后来得到了方言学界的普遍接受，汉语方言由八区变为了七区。此后，汉语七大方言的划分为学术界普遍接受。
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汉语方言分区经历了方言区由少到多，然后又由多到少的过程，反映了人们对汉语方言差异性的认识逐渐清晰的过程，反映了人们在汉语方言问题上，从重视差异性上升为同时也重视其共同性，这也是汉语方言分区必须兼顾的两个方面。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纂《中国语言地图集》，由语言研究所负责中国境内的汉语方言分布图。《方言》杂志为配合地图的绘制，组织了一批讨论汉语方言分区的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李荣的《官话方言的分区》（）和《汉语方言的分区》（）。前者把晋语从官话中分立出来，后者把平话和徽语设立为与吴粤闽等方言平行的大区。李荣的主张在《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得到体现。
《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汉语方言分区图及文字说明部分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全国部分方言工作者共同编制的，由李荣、熊正辉、张振兴担任主编。
《中国语言地图集》就汉语方言提出“点—小片—片—区—大区”的五个层次划分法，取代传统的“方言—次方言—土语”的三级区分法，并据此再把汉语方言分为十个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平话。把官话大区分为八个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闽语大区包括闽南区、莆仙区、闽东区、闽北区、闽中区、邵将区、琼文区七个区。张振兴（）对闽语的分区又做了修改，把闽语大区改为区，原来的七个区改为片。《中国语言地图集》出版后，年出版了第2版，第2版吸收了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对第1版有所改动。
六、汉语方言文白异读与历史层次分析法
李荣《方言里的文白异读》（）正式给“文白异读”定名。而后在《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一文中，又对文白异读的形成原因作了解释，认为形成文白异读的主要原因是方言间的相互影响，白话音是本方言原有的，文言音是从外方言借来的，这是一般规律。
文白异读是汉语方言中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一种很特有的语言现象。所谓文白异读，是指意义上有关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读音，具有相同的来历，即在《切韵》系统中具有完全相同的音韵地位。一般表现为系统性的又音现象（张振兴，）。
文白异读一般认为是语言（方言）接触的结果，体现了方言语音的不同层次。文白异读是一种竞争关系，不是演变关系。
美国学者罗杰瑞（JerryNorman）在《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层次”概念。张盛裕《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周长楫《厦门话文白异读的类型》（）、郑张尚芳《温州方言歌韵读音的分化和历史层次》（）则是是较早讨论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的论文。此后，徐通锵、王洪君、王福堂、郑张尚芳、潘悟云、陈忠敏等学者通过对山西方言、吴语、闽语的研究，把文白异读和方言历史层次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深化，从而在汉语方言学界形成了用历史层次分析法来分析研究方言语音层次的共识，也成为了目前汉语方言语音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项梦冰《客话音韵论》（博士论文，）讨论了历史比较法和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关系以及层次分析的原则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探讨客家方言音韵的演变和层次。我国台湾、香港和国外学者如丁邦新、梅祖麟、杨秀芳、秋谷裕幸、万波等对文白异读和历史层次分析也做过很好的研究。
历史层次分析法的目的是离析汉语方言由于接触造成的不同层次，确定层次先后顺序以及不同方言间层次对应，为历史比较法的运用排除干扰。同时，历史层次分析法在具体操作和运用时，又必须借助于历史比较法。二者互为补充。
历史层次分析法是中国的语言学者根据汉语语言的实际总结出来的一套理论和方法，是一种新的方言史观，它丰富了历史比较法的内涵，是中国的语言学者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
七、汉语方言连读变调
汉语方言有丰富而又复杂的连读变调现象，在此以前的方言研究中甚少涉及。年《方言》创刊号以李荣《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和叶祥苓《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开篇，随后组织了关于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讨论，并发表了一批各地方言连读变调的论文。其他杂志如《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学论丛》等也刊登了若干关于连读变调的论文。其中苏州方言和天津方言连读变调的讨论最为引人注目。
在对汉语方言的连读变调现象充分描写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于连读变调的性质、类型以及与小称音变、轻声等的关系进一步从理论上思考和探索。代表性的论著有李荣《温岭方言的变音》（）、《关于方言研究的几点意见》（），熊正辉《怎样求出两字组连读变调的规律》（），平山久雄《从历时观点论苏州话变调与北京话轻声的关系》（），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与层次》（），魏钢强《调值的轻声和调类的轻声》（），陈忠敏《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研究综述》（），李小凡《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的层级与类型》（），等等。
八、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
赵元任《北京、苏州、常州的语助词研究》（）是最早的研究汉语方言语法的著作。但是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汉语方言研究的薄弱环节。从20世纪80年代起，朱德熙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方言语法的重要论文，在汉语方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对方言语法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果丰硕。下面做一简要介绍。
（一）对单一方言某些特殊语法现象或某个语法范畴进行描写和分析
比较重要的论文有：吕叔湘《丹阳方言的指代词》（），白宛如《广州方言的“ABB”式主谓结构》（），张大旗《长沙话“得”字研究》（），石汝杰、刘丹青《苏州话量词的定指用法及其变调》（），张盛裕《潮阳方言形容词的程度状语补语与宾语》（），项梦冰《连城（新泉话）相当于北京话“的”字的成分》（），施其生《汕头方言的反复问句》（），汪国胜《大冶金湖话的“的”“个”“的个”》（），刘丹青《苏州方言的发问句与“可VP”句式》（）、《无锡方言的体助词“则”（仔）和“着”》（），邢向东《神木话的结构助词“得来/来”》（）、《陕北神木话的助动词“得”》（），李小凡《苏州方言的体貌系统》（），钱乃荣《上海方言的虚拟句》（），等等。
（二）对某一语法现象或语法范畴进行多方言对比研究
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朱德熙《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施其生《闽、吴方言持续貌形式的共同特点》（）、《闽南方言中性问句的类型及其变化》（），项梦冰《关于东南方言结构助词的比较研究》（），吴福祥《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语序类型》（），李蓝《现代汉语方言差比句的语序类型》（），陈泽平《北京话和福州话疑问语气词的对比分析》（），等等。
（三）对单个方言语法全面描写分析或对某一片语法进行研究
比较重要的论著作有：杨秀芳《台湾闽南话语法稿》（），何耿镛《客家方言语法研究》（），汪国胜《大冶方言语法研究》（），项梦冰《连城客家话研究》（），林立芳《梅县方言语法论稿》（），邢向东、张永胜《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钱乃荣《上海话语法》（），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徐烈炯、邵敬敏《上海方言语法研究》（），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张惠英《汉语方言代词研究》（），钱奠香《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卢小群《湘南土话代词研究》（），等等。
（四）方言与普通话、汉语史或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综合研究
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朱德熙《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邢福义《从海南*流话的“一、二、三”看现代汉语数词系统》（）、《说“您们”》（）、《“起去”的普方古检视》（），钱乃荣《一个语法层次演变的实例——上海方言年中现在完成时态的消失过程》（），等等。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对某一语法范畴进行集中讨论的论文集，例如：胡明扬主编的《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湖南方言的介词》（）、《湖南方言的代词》（）、《湖南方言的语气词》（），张双庆主编的《动词的体》（），李如龙、张双庆主编的《动词谓语句》（）、《代词》（）、《介词》（），等等。
另外，*伯荣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汇集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多个方言点的语法材料，分门别类，系统整理，提供了丰富的语法材料和研究线索。
从研究内容上看，词法研究多于句法。代词、助词、介词的研究多于其他词类。句法研究中，特殊句式多于其他句式，反复问句和体貌的研究成果突出。从研究地域来看，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研究成果较多，水平也相对较高，北方话中，晋语语法的研究相对突出。
九、汉语方言的多维度研究
除了以上所述，这一时期的汉语方言研究还拓展到其他多方面的领域，比如：
（一）方言与方言之间、方言与共同语、方言与民族语言之间的比较或关系研究
比较重要的的论著有：许宝华、游汝杰《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詹伯慧《广东境内三大方言的相互影响》（），李新魁《汉语各方言的关系和特点》（），张振兴《闽南方言的比较研究》（），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闽语和吴语的比较研究》（），李如龙、庄初升、严修鸿《福建双语双方言》（），薛才德《藏语汉借词的特点》（），张惠英《汉藏系语言和汉语方言比较研究》（），李如龙《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林伦伦《潮汕方言和泰语的双向借词及其演变发展》（），等等。
（二）系属未明方言和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
比较重要的的论著有：王辅世《湖南泸溪瓦乡话语音》（），《再论湖南泸溪瓦乡话是一种汉语方言》（），鲍厚星、伍云姬《沅陵乡话记略》（），杨蔚《沅陵乡话研究》（），游汝杰《黑龙江省的站人和站话述略》（），潘家懿《*话与广东平海“*声”》（），曹志耘《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张双庆主编《乐昌土话研究》（）、《连州土话研究》（），鲍厚星等《湘南土话论丛》（），丘学强《*话研究》（），陈立中《黑龙江站话研究》（），陈云龙《旧时正话研究》（）等等。
（三）方言文献和历史方言的研究，方言语音史的研究
比较重要的的论著有：胡明扬《三百五十年前苏州一带吴语一斑——〈山歌〉和〈挂枝儿〉所见的吴语》（），王洪君《山西闻喜方言与宋西北方音》（），周同春《十九世纪的上海语音》（），钱乃荣《上海语言发展史》（），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游汝杰《西洋传教士著作所见上海话的塞音韵尾》（），李小凡、陈宝贤《从“港”的词义演变和地域分布看古吴语的边界》（），乔全生《现代晋方言与唐五代西北方言的亲缘关系》（），等等。
（四）境外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
比较重要的的论著有：张嘉星《印尼、新、马闽南方言文献述要》（），陈晓锦《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海峰《中亚东干语言研究》（），邢福义《新加坡华语使用中源方言的潜性影响》（），等等。
（五）方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
比较重要的的论著有：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林伦伦《潮汕方言与文化研究》（），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尚*《四川方言与民俗》（），邵慧君、甘于恩《广东方言与岭南文化》（）等等。
（六）方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
比较重要的的论著有：李荣《关于方言研究的几点意见》（）、《方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与层次》（），钱曾怡《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李小凡《当前方言语法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框架？》（），项梦冰、曹晖《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等等。
（七）汉语方言学教材编写
随着汉语方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先后出版了一批汉语方言通论性的著作和教材。比较重要的的有：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第2版）（），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詹伯慧等《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李如龙《汉语方言学》（），游汝杰《汉语方言学教程》（），李小凡、项梦冰《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等等。
十、研究力量不断壮大，学术活动空前活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许多高校都陆续成立了方言研究室或方言研究中心，并招收以汉语方言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研究力量不断壮大，这其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汉语方言学界的骨干力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厦门大学等有关院校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李荣先生长期担任学会会长，强调“调查要反映事实，研究要打开思路”。提倡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相互切磋的严谨学风。学会在团结学界同仁组织方言研究的攻关合作，普及方言学科，人才培养及加强本学科的国际联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年，先后举办19届学术讨论会。从80年代开始，汉语各大方言如粤语、闽语、吴语、客家话、晋语、赣语、湘语、官话等陆续举办专门的学术讨论会，一些系属未明或归属有争议的方言土语，如粤、湘、桂三省的“土话”“平话”等也举办了专题研讨会。为了推动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联合有关高校，于年开始定期举办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至今已举办9届。各种学术活动的开展，加强了学界联系，促进了学术交流，推动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深入。
未完待续相关阅读汉语方言研究70年（一）
语音学研究70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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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绪言（三）
《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绪言（二）
《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绪言（一）
《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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